雍正皇帝是不是篡位

　　熹妃：孝圣宪皇后，钮祜禄氏，生于康熙三十年(一六九七年)，满洲镶黄族人四品典仪官凌柱之女。十三岁时经选秀后指配入侍雍和宫邸，指婚给雍王胤禛，为格格。雍正八年，晋熹贵妃，摄六宫事。乾隆皇帝即位后，尊为圣母皇太后，徽号崇庆，居慈宁宫，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逝世。

一次，雍王患时疫，病情严重，几乎丧命，钮钴禄氏侍奉殷勤，煎汤熬药，无不周到。雍王康复后，对其尤有钟爱。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，生皇四子弘历于雍和宫邸。弘历十二岁时随父雍王初侍康熙帝，宴于牡丹台，康熙帝见皇孙弘历聪颖过人，十分喜爱，便接至皇宫去读书，亲自抚养，并称弘历“是福过于予”;连声称钮祜禄氏是有福之人。为此，钮枯禄氏更得雍王的恩宠。

雍王登基为雍正帝，先封钮钴禄氏为熹妃，进而晋为熹贵妃。雍正元年八月，雍正帝密建皇储，将弘历名字书写好，放于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匾额之后，弘历二十五岁即帝位，根据雍正帝遗命，母以子为贵，乾隆帝尊熹贵妃为皇太后。乾隆帝视其为国母，有言必遵，有一次太后偶然提及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，乾隆帝立即遣员拨款修盖，并告诫宫监，今后有事应事先看出，不应让太后劳神指派。乾隆在位期间三次南巡，三次东巡，三次巡幸五台，一次巡幸中州，以及谒东陵，猎木兰，皆奉陪太后同行。平日与其左右不离，遇万寿节必率王大臣行礼庆贺，六十、七十、八十庆典，一次比一次隆重。特别是太后八十万寿，年已六十的皇帝还彩衣蹈舞，承欢膝下。使太后享尽了人间的“福、禄、寿”。

《裕陵神功圣德碑文》中言乾隆帝“事孝圣宪皇后四十二年，晨昏问侍，扶掖安辇，极尊养之，隆祝厘让，善至于终身。”乾隆四十二年正月，八十六岁的太后驾薨，举国致哀，尊徽谥号定为“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孝圣宪皇后”，葬于泰东陵。熹贵妃钮祜禄氏在《甄嬛传》第55集，雍正皇帝使用了只有皇帝才可具有的权力——赐姓，剧情是将甄嬛的“甄”姓改为“钮祜禄”氏，同时，晋升她的宫中封号为熹妃，并指定甄嬛为皇四子弘历的生母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似乎明白了，甄嬛的原型其实是大家熟知的乾隆皇帝的生母。所以，今天讲解的二号甄嬛实际上就是电视剧中的甄嬛本尊。

大家一定会问，《甄嬛传》中的甄嬛真的就是历史上的熹贵妃吗?这部电视剧中的甄嬛和历史上真实的甄嬛(也就是熹贵妃)到底有没有关系呢?经过查阅大量的资料，我发现有以下信息相吻合：甄嬛的出身与历史接近。《甄嬛传》中说，甄嬛的父亲是一位大理寺少卿，这个官职，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庭庭长，掌刑狱案件审理，也就是一个正四品的官僚。而档案《清列朝后妃传稿》记载熹贵妃身世：“四品典仪官凌柱女”，典仪官就是监督典礼仪式的侍卫官。所以，二者虽然官职不同，但品级基本一致，都是四品的官僚。四品官，其实就是一个中等官僚。

《甄嬛传》中说甄嬛是选秀女入宫的，这点和历史记录是吻合的。关于熹妃入宫，档案上确实记载为选秀女进宫的，这段历史，在王闿运《湘绮楼集》中有极为生动的描述，说熹妃是承德人，家中贫寒，没有一个可以使唤的下人，到她六七岁的时候，父母亲为了生计，要她去集市上做生意，卖些小东西，比如酱油、醋、酒、栗子面等。奇怪的是，每当她所到之处，这里的买卖会非常火爆，生意会很兴隆，大家认为她是一只吉祥鸟，都愿意她来到自己的店铺，生意好红火。所以，这个时候，她已经是小有名气了。13岁的时候，她到京师，正赶上选秀女，便“当选入宫”。

可是，大家知道，这个时候，雍正还不是皇帝，还是一个王爷，是康熙帝把钮祜禄氏赐给了胤禛，所以，《湘绮楼集》记载：“分皇子邸，得在雍府。”她是以秀女身份进入的雍亲王府邸。这里需要向大家说明清代选秀女的制度。所选秀女，共有两种，一种是由礼部主持的，每三年一次，选中秀女，一部分留给皇帝做妃嫔，一部分由皇帝赏赐给宗室王公;还有一种由内务府主持，一年一次，但选中的秀女都是宫女，给后妃使用，因为，清朝的皇帝是不使用年轻宫女的。所以，甄嬛就是这样，由礼部主持的选秀女活动中，被选中的。由于钮祜禄氏出身并不显赫，所以，她进入王府，地位并不靠前，她的前面有王妃、侧妃等，而她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格格。可是，钮祜禄氏这个女孩子很机灵，她居然有了身孕。德州信息港www.dezhou6.com媒体报道

甄嬛生有一子，与历史相符。所以，《甄嬛传》中甄嬛生有一子，而且在雍正帝死了之后，做了皇太后，这一点是与历史相符合的。资料中记载，钮祜禄氏生有一个皇子，那就是爱新觉罗·弘历，即乾隆帝。雍正十三年，雍正帝去世后，弘历继承了帝位，进入乾隆纪元。这些记载都是与历史相符合的。也难怪大家这么喜欢《甄嬛传》，原来人物塑造是有原型的。我想问大家，你们对甄嬛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呢?我先谈谈自己的看法。1.雍正是继位，没有史书说他是篡位。

2.人物生平：雍正是清朝第五位皇帝胤禛的年号，雍正帝出生于公元1678年。生母乌雅氏（即孝恭仁皇后），由贵妃佟佳氏（即孝懿仁皇后）抚养。与康熙帝皇十四子胤禵为同母兄弟。师从顾八代、张英、徐元梦等。公元1722年12月20日，康熙驾崩。胤禛登基，时年45岁。公元1735年10月08日，胤禛驾崩，享年58岁。雍正矫诏篡位“改十为于”，是清史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之一。它说的是：“圣祖皇帝(指康熙帝)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，皇上(指雍正帝)将十字改为于字。”雍正非法继位之传言，以此最具代表性，但很遗憾，早就被争辩对手轻而易举地驳倒了。今天我们旧话重提，无意发起又一轮争辩，而是想借此探讨一下，“道理”与“实际”之间，有时会有怎样的背离。

“于”还是“於”？

辩驳“改十为于”不成立的第一条理由是：“于”字在当时应写成繁体的“於”，“改十为于”的说法本身就不能成立。从“道理”上看，这不可谓不充分。“改十为于”内中之义，无疑是篡改康熙帝的遗诏，那能不能换个问法：康熙帝到底使用“于”还是“於”呢？康熙帝确实使用“於”字，下面是一个例子，在江西巡抚郎廷极康熙四十七年(1708年)所上奏折中，康熙帝有亲笔朱批：“凡地方大小事关於民情者，必须奏闻才是。近来南方盗案颇多，不可不细心察访。”

但康熙帝也写“于”字的，他在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上有朱批：“巡抚宋荦，朕南巡二次，谨慎小心，特赐御草书扇二柄。赐李煦扇一柄。尔即传于宋荦，不用写本谢恩，以后有奏之事，密折交与尔奏。”应该用“於”的地方，却分明写成了“于”。还有“与尔”也是用的今天所谓的简化字。那么面对着这一不合理的“于”字，臣下如何反应？李煦将皇帝旨意传达给身为江宁巡抚的宋荦，宋荦上折谢恩，他在奏折中重抄了上述部分朱批文字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最后一句中的“与尔”两字是用繁体字写成，但“于”字并没有使用繁体字的“於”。这充分表明，宋荦注意到了皇帝不符合“规范”的“于”字的写法。

宋荦是以这种独特的抄写方式，质疑朱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吗？根本不是。看看他对于两把御赐书扇的态度就可以知道：“仰见我皇上诗兼风雅，书驾钟王(指钟繇、王羲之)，臣什袭珍藏，世世永宝。”他丝毫不怀疑不“规范”的带“于”字朱批。其实，这“规范”只是我们今天的规范罢了，实在是替古人瞎操心。曾有人推测，康熙帝有可能写“于”，现在终于“发现”了实例，一个足矣！我们能够说，仅就“于”字而言，如果康熙帝真有遗诏，如果雍正帝真的将“传位十四阿哥(或皇子)”，改为“传位于四阿哥(或皇子)”并公之于众，那么，臣下是不会以“一字之差”否认这份诏书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的。因此，以清代诏书中“于”与“於”不能通用就直接否定“改十为于”说，不能成立。爱新觉罗·胤禛（1678年12月13日—1735年10月8日），即清世宗，清朝第五位皇帝，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，康熙帝第四子，母为孝恭仁皇后，即德妃乌雅氏。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年）封贝勒；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。在二废太子胤礽之后，胤禛积极经营争夺储位，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十一月十三日，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，他继承皇位，次年改年号雍正。

雍正帝在位期间重整机构并且对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。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，实行改土归流。并且大力整顿财政，实行耗羡归公，建立养廉银制度等。特别是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出兵青海，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。同时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。雍正帝在位期间，勤于政事，自诩“以勤先天下”、“朝乾夕惕”。

雍正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。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去世，庙号世宗，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，葬清西陵之泰陵，传位于第四子弘历。

早年经历

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（1678年12月13日）寅时，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，生母为德妃乌雅氏。由于其生母乌雅氏出身低微，不能给胤禛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，此外，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，因此胤禛满月后由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抚养。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之女，孝康章皇后的侄女，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皇子，只有一个公主还早年殇逝，故而养育德嫔之子，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贵，很可能有意巴结她。

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胤禛六岁进尚书房，胤禛跟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，向徐元梦学习满文。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顾八代，胤禛说他“品行端方，学术醇正。”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，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，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，也在这个时期，作《春日读书》、《夏日读书》等诗歌。稍长，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，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。十六岁那年，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庙。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，十九岁的胤禛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，掌管正红旗大营，此役胤禛没有参加，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，作《狼居胥山大阅》、《功成回銮恭颂二首》，赞扬乃父用兵的功业。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。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年）二十一岁受封为贝勒。二十三岁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，检验工程质量。二十五岁，随同父皇巡幸五台山，次年侍从南巡江浙，对治理黄河、淮河工程进行验收。

经营争储

主词条：九子夺嫡

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夏，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。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，胤禛支持复立胤礽，同时与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。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，复立胤礽为太子。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。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，各结私党，勾心斗角极为激烈。

胤礽再立后，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，引起康熙帝的不快，于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再次将他废黜。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，均遭康熙帝处罚。胤礽被遗弃了，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，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，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。胤禩有资本，继续活动，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。他的同伙胤禵“虚贤下士”，联络各方人士，“颇有所图”。十四皇子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受命为抚远大将军，出征西北，指挥两路清军入藏，送达赖六世至拉萨，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，稳定了西藏局势。他的声誉日高，有可能成为储君。三皇子诚亲王胤祉受命开蒙养斋馆，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。他也“希冀储位”，以至胤礽再废后，竟“以储君自命”。

胤禛善于治国、懂得韬光养晦。他尊释教道学，自称“天下第一闲人”，与诸兄弟维持和气，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，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，画西藏于版图，赢得康熙帝的信赖。康熙六十年（1721年），雍正四十四岁这年，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，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，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，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。次年，清查京、通两仓，又秉命冬至祭天。胤禛的这些活动，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，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、外出代办政务，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，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，山川水利，民间风俗，宗教信仰，历史问题，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；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，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，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，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。这两个方面的因素，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。

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，有其必然性，这就是：第一，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，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：“才德兼全，且恩威并施，大有作为。”事实上，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，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，与八皇子胤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，以争取人心。第二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，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，使政敌不以他为意，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，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。第三，他有一个集团，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，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，通过年羹尧控制胤禵和稳定西北地区。

巩固帝位

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）十一月十三日，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，胤禛继承了皇位，次年改年号雍正。即位后，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，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，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，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，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。首先是消除异己，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，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，加以圈禁。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。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（今青海大通西北）。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，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，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。

雍正帝在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春以前，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，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，不便太刺激对方。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三月，青海平叛胜利，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，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。四月，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，说他“肆行悖乱，干犯法纪，朕虽欲包容宽宥，而国宪具在，亦无可如何，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”。削宗籍和圈禁，并被改名为“阿其那”（意为待宰的鱼），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，并被改名为“塞思黑”（意为讨厌的人）。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，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祯（胤禵）先是派去守陵，再后来受圈禁。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，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。

同年五月，革去苏努贝勒，七月发出《御制朋党论》，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，不久年羹尧、隆科多问题的出现，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，迨至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十二月，年羹尧赐死，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。至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，胤禟、胤禩先后囚禁致死，胤禵迁于京城景山，蔡怀玺自杀，郭允进枭首示众，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。至此，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。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雍正帝以作威作福、结党营私之名，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，同时削隆科多太保，后圈禁致死。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《西征随笔》案和查嗣庭试题案。

主政改革

主词条：清世宗改革

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：“朕在藩邸四十余年，凡臣下之结党怀奸，夤缘请托，欺罔蒙蔽，阳奉阴违，假公济私，面从背非，种种恶劣之习，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，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，如汉文帝辈，朕之见闻更过之。”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，如朋党斗争；吏治不清；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；西北用兵不停，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；国帑空虚。他针对现实，结合自己的理想，产生他的政治纲领。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，谕令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：“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，尔等果能深知利弊，亦著各行密奏。”紧接着，在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元旦，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，讲古代纯臣，皆“兴利除弊，以实心，行实政”，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。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：第一，反对因循苟且。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“人心玩愒已久，百弊丛生”，“若不惩创，将来无所底止”，屡屡告诫臣下，不可“因循玩愒”。他针对康熙帝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思想，主张“着意搜剔”，把攻击这是“多事”的人斥为“浅见无知辈”。他反对因循守旧，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。第二，整顿吏治，以利民生。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：“今之居官者，钓誉以为名，肥家以为实，而曰‘名实兼收’，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”，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。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：“朕缵承丕基，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”，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，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。第三，反对朋党。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：朋党各行其是，破坏朝政统一，损害君主权威。朋党之间互相攻击，任用私人，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，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；朋党各抒政见，自我标榜，批评朝政，扰乱君主视听，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。所以他说“朋党最为恶习”。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，因此宣称，欲“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”。“务期振数百年颓风，以端治化之本”。表明他为澄清政治、医治痼疾的决心。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，此外，他认为“有治人无治法”，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，这是他的基本观念。他主张“为政务实”，即从实际出发，踏实地办事，这是他的思想灵魂。他主张施政严猛，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，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。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，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，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。

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，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，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，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。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，决定严格清查，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，对民间拖欠，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。清理的政策，地方凡有亏空，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，如限满不完，从重治罪。